在加密货币世界的版图中，Binance（币安）无疑是绕不开的巨擘，这个由加拿大籍华人赵长鹏（CZ）于2017年创立的交易所，短短数年便成长为全球数字资产交易的“流量担当”，而其与中国用户的深度绑定，以及在中国监管环境下的曲折探索,构成了这个行业最富戏剧性的篇章之一。

从“中国基因”到全球扩张：早期用户的野蛮生长

Binance的诞生与中国加密货币行业的早期浪潮密不可分，2017年，中国曾是全球最活跃的加密货币交易市场之一，大量散户和投资者涌入这个新兴领域，赵长鹏虽为加拿大籍，但成长于中国上海，深谙华人用户对高效、便捷交易工具的需求，Binance上线之初，便以“秒级撮合”“低手续费”等优势迅速吸引中国用户，其简洁的中文界面、针对人民币交易的优化，以及早期通过“上币投票”等方式赋予用户参与感，让其在中国市场迅速站稳脚跟。

彼时的中国，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尚未收紧，行业处于“野蛮生长”阶段，Binance凭借灵活的运营策略和技术优势，成为中国用户“出海”交易的首选平台之一，许多中国投资者通过Binance参与ICO（首次代币发行）、交易各类山寨币，完成了早期的财富积累，也见证了加密货币市场的暴涨暴跌，可以说，Binance的早期崛起，离不开中国用户的热捧与“中国速度”的市场红利。

监管收紧下的“断舍离”：中国用户的艰难转身

加密货币的“去中心化”梦想与中国金融监管的“防风险”逻辑 inevitably 产生碰撞，2017年9月，中国七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》，叫停ICO并关停国内加密货币交易所平台，Binance虽未直接在中国注册，但其服务器和用户群体与中国市场高度重合，不得不面临“去中国化”的转型。 <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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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起，Binance逐步停止对中国大陆用户的法币（人民币）充值服务，要求用户完成身份认证并迁移资产，明确表示不再为中国大陆地区提供服务，这一过程对许多中国用户而言充满阵痛：有人因无法及时出金而损失资产，有人被迫转向场外交易（OTC）或使用VPN访问平台，也有人彻底离开这个曾带来暴富幻想的市场，但监管的“铁腕”也倒逼行业走向规范，中国用户在“告别”中开始重新审视加密货币的风险与价值。

情怀与现实的拉扯：赵长鹏的“中国情结”与合规困境

尽管Binance退出中国大陆市场，但赵长鹏的“中国情结”从未消失，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中文、中国菜和中国用户，甚至曾表示“永远欢迎中国用户”，这种情感联结，部分源于他的成长背景，也源于中国用户对Binance的早期支持。

情怀无法替代合规，Binance虽将总部迁至马耳他、新加坡等地，但仍因“反洗钱漏洞”“未注册便提供服务”等问题在全球多国面临调查，2023年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（CFTC）起诉Binance及赵长鹏，指控其“故意规避美国监管”；法国、德国等国家也对其提出类似指控，这些争议背后，Binance始终试图在“全球化扩张”与“合规底线”间寻找平衡，而中国用户则成为这种平衡中最敏感的群体——既希望这个“华人骄傲”的平台能持续发展,又担忧其因合规问题再次面临冲击。

后“退出时代”：中国用户的全球参与与本土化探索

Binance虽不再直接服务中国大陆用户，但中国资本和用户的影响力并未消失，大量中国用户通过“出海”继续使用Binance，成为其全球交易量的重要贡献者；中国创业者开始探索“合规化”的加密服务，如面向海外华人的合规交易平台、基于区块链的跨境支付工具等，试图填补Binance退出后的空白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并非“一刀切否定”，近年来，央行等部门明确支持“无币区块链”技术应用，推动数字人民币试点，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，这种“分类施策”的思路，或许为未来中国用户与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互动提供了新可能——不再是通过“野蛮生长”的投机，而是以更理性、合规的方式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分工。

在博弈中寻找未来

Binance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，是一部浓缩的加密货币行业史：它诞生于市场的热情，受制于监管的约束，挣扎于合规的困境，又始终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找着与华人用户的情感联结，对于中国用户而言，Binance曾是“造梦工厂”，也是“风险课堂”；对于行业而言，这段经历提醒我们：任何新兴技术的发展，都无法脱离监管的框架与用户的理性。

随着全球加密货币监管的逐步明晰和中国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，Binance与中国人或许将开启新的互动模式——不再是“非黑即白”的退出与进入，而是在合规、创新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共同探索数字资产与实体经济的共生之道，而这段交织着情怀、利益与博弈的故事,仍将继续书写下去。